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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如杜甫《诣徐卿觅果子栽》、《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韩愈《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白居易《问刘十九》诸短章，信手挥洒，涉笔成趣，开了以诗代简的先声。

参见郭胜习、曹鎏：《行政法总则立法研讨会在北京顺利召开》，载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网2018年11月16日，http：//fzzfyjy.cupl.edu.cn/info/1021/9573.htm. [54]参见赵宏：《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均衡》，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中国法治政府建设与改革实践对行政法学提出新要求，这对成型于20世纪末客观行政行为理论构成了全方位挑战，行政法学研究的基本范畴、行政法学研究方法、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等均需要作出适时调整与革新。

朱芒教授认为，行政法学理论发展至今仍未完成自身的理论体系化，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是具体行政行为等核心概念基本属于被解释的法律概念，因而理论中缺乏系统统领性的抽象概念。既然区分公私法界限需要如此殚精竭虑、费尽心思，不如换一种思维视角，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简单。根据耶利内克提出的地位理论学说，主观公法权利包括四种法地位：消极地位、积极地位、主动地位和被动地位，除了被动地位之外的其他三种法地位，均可以表现为公法请求权。江国华：《行政转型与行政法学的回应型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本文赞同法律关系理论对行政行为理论补充观点，但互补关系上和逻辑结构上与德国学者阿斯曼教授提出的双核理论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

制定行政法典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行政法难以法典化几乎是各国公论，中国行政法学界对制定行政法典虽然存在诸多争论，但总体上持肯定意见。[22]参见赵宏：《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均衡》，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四、以法律关系理论为基础重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 中国行政法学理论的发展决定于行政法治实践，当下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已经成为历史趋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行政法学理论转型成了一种历史必然。

[10]薛刚凌教授认为，行政法的本体应当是公共行政，强调所有的公共行政都要受到行政法的支配，重视行政法的整体性推进，但实际上仅涉及几个具体的制度，造成了我国行政法治预期目标与实践运行存在巨大差距。近些年我国致力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型，提出打造服务型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4]闫尔宝教授认为，行政行为日渐朝着宽泛的方向发展，已经逐渐成为一个含义稀薄的法学概念[25]。在传统行政法学体系中，公法权利行使的根据和方式均较为直观，如申请行政许可、申请听证、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等。

在法律关系理论之下，这些问题可能无需套用类型化的行政行为理论去分析，只需查明在法律关系中各方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可，不用纠结某种活动形式应当纳入到何种既定的行为模式中，尤其是当既有行政行为模式无法供给时，法律关系理论框架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直击法律关系的本质内容：权利与义务。（三）行政法学理论要突出公民法律主体地位 我国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主要是围绕行政权的运行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弱化了公民在行政法上的法律主体地位。

[41]参见赵宏：《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均衡》，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3.保护主观公法权利的时代要求 从逻辑角度出发，只有具备一国承认的法律地位才能是权利享有者，才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国家通过向个人赋予权利能力使个人能够寻求法律的保护，因而可以说是国家创设了人格，创设了公民的权利。[30]参见黄宇骁：《行政法学总论阿基米德支点的选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6期。2.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核心支点动摇与选择 行政行为概念作为传统行政法学理论的核心，其内涵与功能，在我国原本就未达成最低程度的共识。

当代的行政法学者应当对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未来有所预见，规划当代中国行政法学理论应当走向何处去。从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内部角度看，公法权利理论解决了行政法学以公权力规范为核心展开的体系失衡问题。在立法层面，通过控制行政权的合法性来源、行政权的行使程序，使行政权力运行获得民主正当性、合法性，以行政诉讼制度作为公法权利保障的归宿和落脚点，这种经典的行政法学理论框架对法治政府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单向依靠立法和司法手段控制行政权，在理论逻辑上存在先天不足。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人脸识别技术运用法律规制研究》（项目编号：20YBQ066）阶段性研究成果。

[75]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著：《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76-78页。朱芒：《中国行政法学体系化困境及其突破方向》，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1期。

构建主客观相统一的双核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是立足于我国行政法治实践和法学研究提出的，本文只是就构建主客观双核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提出了初步想法，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转型变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时代行政法学人应当对此产生自觉意识，对中国行政法治实践进行检视，不断完善我国行政法学基础理论。[67]主观公法权利在行使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公法请求权。

具体结构如下： （图二：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基本结构） 在行政法学体系化建构和社会变革过程中，真正需要修正和补充的是主观公法权利体系，仅引入法律关系理论的空壳子根本无法完成行政法学理论的变革发展。[65]从既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探索不难发现：公民权利保护和行政主体依法行政两者均是行政法学中心，而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关系是行政法学的核心。三是行政行为理论的更新和重新塑造，补强了行政行为理论的生命力。行政法学归根到底也是权利义务之学。[73]参见[德]哈特穆特·鲍尔：《国家的主观公法权利——针对主观公权利的探讨》，赵宏译，载《财经法学》2018年第1期。第二是既有概念无法统合法学发展以及提出的行政程序、行政规制等新问题。

能够被纳入到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范围。[18]参见徐以祥：《行政法学视野下的公法权利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版，第2页。

[29]参见江国华：《从行政行为到行政方式：中国行政法学立论中心的挪移》，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4期。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行政机关和公民均受法律调整和规范，依法各自享有权利并履行义务。

《行政法理论基础回眸——一个整体观的变迁》，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经典行政法学从法律保留角度，遵从法无授权则不可为的基本规则，以依法律行政作为行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强调立法对于行政权的控制，防止行政权的过分庞大和滥用侵犯公民的权利。

未来的行政活动必然朝着利益主体多元化、活动方式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行政权不可能永远保持高傲的姿态，合作型行政、指导性行政、诱导性行政等行政方式都需要其他法律主体的积极参与。[37]我国学者赵宏教授认为，法律关系理论在方法论上展现了一定的优势，较之传统行政行为理论，法律关系更显得柔软、多元、开放和动态，更加符合复杂多样的行政实践。[74]对于国家而言，其所享有权力的无限性与公民依据法律的有限性之间形成了天然的矛盾，公民在国家强权面前根本没有主观权利，而只能处于一种被支配的被动臣服地位，这一点观点在耶利内克的地位学说理论已有论证。伴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公民对于自身权利的实现有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包括权利范围的扩展、权利实现的便捷、权利保障的强化等，政府职能转型下的服务与合作关系使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利益更加趋向一致。

当然，对此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在理论上可以将一个国家维护自身的客观法秩序观念（拟制）成为国家的一种主观公权利，当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存在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时，可以认为是对国家主观公法权利造成了损害，此时国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可以认为是国家通过诉讼方式维护自身的主观公法权利。[46]对于主客观诉讼模式孰优孰劣并不是本文所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从功能主义角度看，无论是哪种诉讼模式，只要能够解决中国的公法权利保障问题即可，但问题在于行政诉讼制度的主客观内部逻辑错裂，对整个行政法学理论逻辑体系产生了影响。

[32]德国行政法学者巴霍夫认为，行政行为只不过是形成、变更、消灭法律关系的一种方式，仅仅是对行政过程的抓拍，行政法体系的中心应该是行政法律关系。[35]参见苏宇：《面向未来的学理革新：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之审视与展望》，载《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

[46]参见薛刚凌、杨欣：《论我国行政诉讼构造：主观诉讼抑或客观诉讼？》，载《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后来全国人人大法工委成立行政立法研究组，以江平为组长，罗豪才、应松年为副组长。

近年来，日本九州大学大桥洋一教授出版《行政法——现代行政过程论》，他师从盐野宏教授并深受其学术影响。在保护规范理论的要求下，公民的主观公法权利与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之间容易出现一种紧张关系，为了缓解这种张力，就必须系统地研究和引入公法请求权理论，在法律关系中明确不同法律主体、在不同情况下享有的、针对特定行政机关或者国家的公法请求权。[73]法律关系将原来的国家与其权力承受者之间的关系转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被视为一种双边关系来处理，在此基础上现代公法的体系和学理得以确立。一个公法行为或者说一个与行政主体相关的行为，可能无法称得上是一个完全意义行政行为，[59]甚至是明显改变了完全意义上行政行为特征，在行政行为属性认定方面必然产生争议，如果试图借由行政行为理论对此进行深度论证分析，或者试图将其公私法完全界分清楚，问题将变得困难。

二是纵线模式下之下，公法权利范围被大幅度压缩。[19]参见朱芒：《中国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困境及其突破方向》，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1期。

[64]参见赵宏：《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均衡》，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41]从行政行为理论一枝独秀到当前主流学者认为行政行为理论应当与法律关系理论相互配合，彼此补充的观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单纯地依赖行政行为理论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变革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要探索新的理论来完成对行政法学理论的变革。

其次，在传统的行政行为理论框架之下，公民权利保障的逻辑是：法律规范控制（职权法定）——行政行为（正当程序）——合法性审查——权利保障，四者同处于一条纵线之上。[56]参见赵宏：《法律关系取代行政行为的可能与困局》，载《法学家》2015年第3期。